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年度盛會作為行業最具影響力的交流平臺之一，擇地在每年的11月22-23日舉辦，致力于搭建高層次的行業對話、交流、合作平臺。截至2018年，已成功舉辦了10次年度盛會，累計6000多人次參會，2600余家機構參會，300余家媒體參與推廣傳播。
公益行業評估支持平臺秘書處負責人 冀巖
今年四月，明德公益研究中心聯合八家單位，共同發起成立了公益行業評估支持平臺。平臺立足于推動評估方面的行業基礎設施建設。為了更準確的做好定位，平臺進行了一項基礎的行業調研，目的是理清公益鏈條上資源流動的效能。一個關鍵問題，資助方為什么而買單？ 為此，我們首先進行了基礎的行業環境掃描。 一 、行業環境掃描 過去十年，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社會組織的數量增長了一倍有余。特別是基金會的數量增長，從2009年的800多家增長到現在的6922家，發生了質的飛躍。 在行業發展的過程中，主要呈現了如下的變化：
1.法律政策逐漸完善
2016年伴隨慈善法的出臺，主管部門依據上位法的規定，陸續出臺《社會組織信用信息管理辦法》、《慈善組織認定辦法》、《慈善組織公開募捐管理辦法》等配套政策文件，對社會組織的合規性、透明度的底線要求做了規范，社會組織發展的法律依據越來越充分。對社會組織的公信力要求越來越高。
2.資源供給呈現多元化趨勢
在資源供給方面，從依靠“洋奶”與企業資助的發展階段朝向政府采購、企業資助、個人捐贈的多元支持方向轉變。
其中，企業捐贈占據主導到位，約65%，與此同時，公眾參與的熱情與渠道正在建立，公眾捐款的潛力初步顯現，崛起為重要的一級力量。2017年，公眾和個人捐款已經逼近總捐款額的25%。
政府采購從單一的民政系統擴展到民政、殘聯、公青婦群團組織、從中央財政支持到地方財政支持的多系統多層級政府購買。
3.在服務供給上，朝著多元、細分、專業和綜合方向發展
從市場供給而言，服務的需求供給模式朝著多元、細分、專業和綜合方向發展。主要矛盾從需求端轉向為供給端，核心矛盾體現在有效供給不足。
一方面，初級的重復的簡單“需求-供給”的慈善救助模式難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組織從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醫療、養老的補充，逐步向更多細分領域的“需求-供給”轉變，行業服務領域越來越細分，服務的專業性水平要求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問題和需求越來越復雜，單一項目解決細分問題朝著社區系統綜合問題解決、單一機構解決向著組織聯合、聯盟發展的方向探索。
4.公益鏈條不斷完善
從上游參與購買服務與資助的政府系統、企業、公眾到市場大量的服務中介機構、樞紐型機構的成立，再到下游承接具體服務的NGO組織大量涌現，行業功能越來越健全。
1）公益行業生態鏈條的關鍵缺失到完善：
公益行業從“項目資助-項目實施-項目資助”的簡單重復模式，開始逐步的完善，逐步培育出承擔市場出清功能的機構，向“資助-實施-出清-再資助”的模式升級。一方面表現為行業中介組織大量產生，資源供給的有效性越來越需要通過中介組織的賦能、評估、審計來證明，從而確保資源的流動朝向最能產生價值的一端，幫助資源的供給方來優化投入-產出的影響力。一方面表現為行業自律聯盟、資助者聯盟等聯盟性質的行業自組織、類行會的產生，從行業的被動應責轉向行業主動的自律。
2）公益行業生態鏈條從定位錯位開始逐步向功能的歸位轉變：
表現在基金會的功能定位開始從最初的實操占據主導慢慢向資助轉變，但現階段混合模式共存仍然普遍；表現在民非通過更名為社會服務機構開始重新定位，來準確反映此類組織的社會組織性質和社會服務功能；表現在行業協會等社團組織的去行政化，避免“二政府”的功能錯位，終結扭轉“山寨社團”的泛濫及帶給行業的功能紊亂。
二、數據的解讀 在這些數據背后，有哪些變化的趨勢？我們訪談了幾十位公益領袖、行業專家，做了上百份問卷，大家的基本共識是：
在政府端：牌照越來越貴，門檻越來越高。
在企業端：資助的專業性水平越來越高，不僅要求找到細分領域最好的社會組織，最專業的行業專家，還要求跨部門的找到合作伙伴，各盡所長；越來越多的資方要求項目模式可復制、可推廣、可驗證。
在公眾端：流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伴隨細分領域中同質化現象的產生，越來越需要機構和項目做出自己的特色。
簡而言之，無論是政府、企業、公眾，贏得他們的信任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難！
怎么做，才能贏得信任？
我們從眾多的關鍵詞包括為成果買單、能力建設、透明、理事會治理、籌資、品牌等等，找到了一個最能代表大家共識，也最能反映我們對未來十年公益行業發展特征判斷的詞匯，信用！
信用意味著什么？
信用意味著伴隨行業外部環境的變化，公益行業的游戲規則發生了根本改變。意味著公益行業的人士無法再像從前那樣單靠振臂一呼、單靠刷臉和熟人關系、單靠感人的故事來持續贏得外部的信任與支持。
信用意味著社會組織想要更好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通過實實在在可衡量、可驗證的績效來證明。
信用從根本上意味著，適者生存，優勝劣汰！
三、組織發展趨勢 信用時代的到來，對基金會意味著哪些變化？ 對標國際基金會的發展特征， 包括籌資專業化、跨部門合作、多元化、數據可證明等，我們做出研判，中國基金會想要贏得生存的主動，大概率需要主動做出如下五方面的變化： 1.從“明星效應”到依法治理 能夠實質發揮作用的理事會，將成為基金會生存的第一要務！個人“明星效應”帶動組織發展的階段將逐步被規范化、專業化運營的理事會治理機構治理所取代，即“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將大于“人”治的力量和作用。 2.從透明自律到信用應責 基金會將不在簡單滿足政府所要求的透明化”底線要求，而將通過主動的機構風控、主動的應責，來構建起機構的防火墻與護城河，應對外部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變化。 3.從野蠻無序到標準建立 4.從“圈子文化”到跨界參與 5.從眼淚同情到成效評估 四、兩把關鍵鑰匙 如何建立起機構的信用，有兩把關鍵的鑰匙。 標準：沒有標準，無法判斷什么是好的機構，什么是好的項目。 評估：沒有科學高效的評估，無從判斷機構的治理、項目的成效是否符合標準的要求。 過去十年，社會捐贈總額的40%都流向了基金會。這意味著，基金會對于評估和標準的態度，將很大程度上影響公益生態鏈條的效能與行業生產力水平。 五、基金會面臨的痛點和挑戰 即便認識到了評估和標準的重要性，基金會當下依然面臨幾重現實的挑戰： 1）如何尋找并確定靠譜的優秀的的資助機構？ 2）如何用科學的方式來做前后測評估？投入產出比如何？ 3）什么樣的項目適合評估？ 4）有無個性化的評估指標來衡量本機構所處細分領域的服務？ 六、解決方案 這些痛點的存在，正是公益行業評估支持平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一方面，我們要加強供給側的力量，培養專業的評估人才，在細分領域研發指標體系。 一方面，我們要添補在需求端的服務空白，特別是風險內控與機構治理的工具和方法論。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生存法則。回首過去十年，無論情愿與否，我們都將向那個野蠻生長、跑馬圈地的公益舊時代揮手作別！ 重要的是，在未來十年，公益行業評估支持平臺將竭盡所能，與公益伙伴一道，始終陪伴大家共同成長！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18年會上的「閃電發布」演講，經作者審閱修訂后首發。文章謹代表發言嘉賓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 關于閃電發布：作為2018年會一個全新升級的演講環節，閃電發布的演講特點是：一、時間短促，必須在480秒內完成演說；二，電力十足：觀點鮮明深刻，基于調研、數據和分析，向聽眾展示自己關于基金會或公益行業的的研究成果，深入洞察行業現狀，深度剖析行業生態。閃電發布的演講者采用公開招募-議程小組初審-參會者投票的方式最終確定。
基金會將無法再簡單的依靠數量級的擴張獲得優勢，而需要細分行業的標準、規范與質量控制來提升機構與項目的專業化水準，從而提振捐贈機構和公眾的信心，贏得生存的主動。
公益慈善組織將從封閉式的行業圍觀、圈內熱鬧的傳統發展模式，將越來越面向公眾、企業和個人開放，使公益慈善組織越來越承擔起公民責任與志愿精神培養的重任。越來越多的公眾通過互聯網媒介以及線下活動服務的方式，參與到公益項目的資助、籌款與實際志愿者服務之中，同時對公益機構和公益項目的公信力要求越來越高。
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不再滿足于捐贈這一簡單行為，期望對標企業與國際優秀治理經驗，推動公益機構的治理模式、團隊與人員的專業化發展，期望看到公益項目的成果與成效，以及帶給社會的影響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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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趨勢 中國逐步從政府開放市場空間給企業擴大到政府開放社會空間給社會組織的新階段。 中國社會正處于體制轉型、社會結構變動和社會形態變遷等的社會轉型發展階段。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齊頭并進，以及體制、結構的雙重轉型，既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空前的活力與動力，也使當下積累了復雜的社會問題亟待解決。 社會轉型帶來了三個變化，進一步影響到了第三部門的發展，為社會組織帶來快速發展的機遇。 1 體制轉型——政府管理角色的變化 在社會整體轉型過程中，政府的職能與角色逐步發生了變化，從傳統大包大攬的管理角色逐步轉變為管理與服務齊頭并進。政府對經濟部門的管理與服務逐步延伸到對社會組織部門的管理與服務。 國家層面通過制度創新與法律法規建設，為政府職能轉型與功能發揮提供法律與制度依據。一方面，民政部及各省廳專門設立民間組織服務中心并更名為社會組織服務中心，標志著民政已經從傳統的戶政、婚姻登記、優撫、救濟等行政工作擴展到更大范圍的社會組織登記、注冊、評級等服務事務。參照商事制度改革的經驗，民政部出臺三證合一統一代碼制度，將原來成立社會組織必須的登記證書、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合并為加載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的社會組織登記證書，大大優化了社會組織登記注冊的流程，為賦予社會組織合法性及推動社會組織數量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另一方面， 伴隨慈善法的出臺，為各級政府、主管部門確立起國家慈善事業發展的規范，為部門出臺和修訂配套政策文件奠定了基礎。 國家將社會組織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為社會組織功能履行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2 社會結構變動——社會空間打開 中國從強政府小社會逐步向強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結構緩慢變化。 組織結構作為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內容，是觀察社會結構運行及社會功能正常運轉的關鍵要素。隨著法律與制度的配套建設，社會組織的合法性身份及功能履行有了堅實基礎，第三部門作為社會的一個基本功能單元，得到了政府的認可。過去十年，社會的組織結構及其功能發生變化，尤其是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發揮著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社會服務功能，社會組織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進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創新社會治理、激發社會活力等方面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傳統上政府、企業構成的社會組織結構逐漸被政府、企業與社會組織三大部門構成的社會結構雛形所代替。 城鄉結構、區域結構、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公益組織的服務提供都帶來了直接影響。社會組織辦事機構主要扎根于北上廣等經濟發達地區，充裕的資源確保政府購買、企業資助與個人捐贈占據社會組織資金來源的主流。服務區域則開始向中東部、西部地區延伸。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為公益行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此外，越來越多的企業中介服務機構參與到社會組織部門的服務之中，包括審計、法律、稅收、財務、傳播等，幫助和支持社會組織的功能運轉正常，彌補社會組織專業能力的不足。 3 社會形態變遷——公民意識變化 過去十年，伴隨總體收入水平的增長與“中產階層”的涌現，特別是在汶川地震后，公民意識與志愿服務精神開始勃發。公益成為了全社會普遍參與、普遍推動的行為。 與此同時，由于中國社會形態的多樣化，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生產方式與組織方式同時并存，為公益機構管理的組織化與專業化，公益項目與服務的工業化、規?；瘮U張以及利用信息化平臺進行公眾倡導、籌款提供了技術條件與基礎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