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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募基金會自身的管理困境
      2011年11月29日

      楊瀾:就非公募基金會自身的管理來說,大家覺得目前有什么困境?

       

      張樹新: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非公募基金會跟公募基金會行業共同學習,一起創新,到底采用什么樣的模式,阿拉善生態協會自己做項目,真正成立基金會是兩三年前,這個過程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我們原來想象中國的NGO跟這個企業一樣,有專業能力、財務管理和基本的模式。你必須是一個合法的機構,有獨立賬戶,后來我發現,如果這樣要求這件事,實際上中國號稱的環保協會有五百多家,核準的只有幾家。


      最近我們在做一個調整,支持這個行業所有最關鍵的環節,支持環保行當NGO,如果你在行業工作很多年,你面臨結婚、生孩子諸多壓力的時候,我們設立了一個人才專項基金,你只要呆在環保行業,我們幫助你缺的那塊經費,我們把基金規模變小,原來說50萬,消化不了,我們出10萬,這個時候,我們扮演天使的角色,要大量人發現鼓勵NGO創業,這些都是在承擔整個行業的使命。


      最近很多企業家參與怎么樣實施,即使這樣,我們也特別期望NGO的從業者要有產品創新能力、產品設計能力,這個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找,中國有大量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但是需要什么樣的社會產品和服務,這個需要設計,我們不是在這兒談一些簡單的理念和我們做直接的捐贈。


      關于北京市的垃圾處理問題,阿拉善生態協會還是有些貢獻的,去年我們推動了建設部包括國家方方面面出了大量的政策,我們倡導性的行動非常多,這樣的行動,如果不是一個產業鏈循環的改變,其實沒有效果。


      其實,現成生活中沒有這樣的例子,怎么辦?我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非常簡單,我們在北京,有很多地產商,他們自己有物業公司,他們說我們愿意承擔這樣的使命,我們自然之友做了調查,找到專門做這些事的NGO和企業,設計一個項目,做一個實驗,用一個綠房子的方式和垃圾處理和前端實驗,我們先做五千戶,然后我們出資資助這樣的企業,這個事一旦成功,我們讓政府補貼直接到戶,然后通過這樣的實驗擴大到五千戶,這一點,需要大家身體力行,設計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產品,而這個產品要具有可扶持、可實驗、可推廣的意義,同時政府要支持。

       

      楊瀾:我在微博上見到一個故事,一個學生在河邊走,一個烏龜艱難在碎石當中爬行,他很可憐它,就把烏龜拿起來,放到水里,這時候他后邊走過來他的老師,他的老師說,你知道這個烏龜爬上來產卵,爬了多久嗎?當慈善有了做善心的意愿,有能力回報這個社會的時候,我們也會犯錯誤,比如說一廂情愿。比如做印度慈善項目時候,他們以為孩子營養不好,是因為沒有牛奶喝,其實如果那個地方的經濟、衛生情況不解決,光有牛奶喝是沒有用的。


      其實非公募基金會在扮演所謂某種天使的角色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想到那只烏龜在想什么,那個需要幫助的人究竟需要什么,這個方面,我們做了很多的公益產品,有些什么樣的教訓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李愛君:我談談桃源居走過的彎路,深圳走過的彎路可以給很多社區借鑒,但是深圳的成功,全國各地都去參考?,F在深圳桃源居的經驗,善治服務模式可以移植。第二個是重慶,第三是天津濱海新區,這兩個政府移植桃源居的時候,就是移植規劃體系,同時把建設管理監督三權一開始就分立了。我2007年辭去了開發商,專門做這個行業。


      2005年春節,我要買機票回澳洲的家,有一個母女倆找我,說我們家被盜了,我說你在家都看不住財產,我有什么責任?那個是開放性的管理,后來他媽媽告訴我,半年前,我的獨生子去世了,我搬到桃源居,沒想到我兒子的撫恤金都被人偷去了,她哭,我的心都碎了,我找到公安局,重金懸賞,抓到了那個犯罪團伙。


      硬件做好以后,我們成立義警隊,全是業主組建,有一個干部是某個省公安的副廳長,他下來就把所有的黨員義工組織起來,我們發展至今已經六百多人。


      在組建社區義工的時候,有人指責我們,第一這不是開發商的事,第二這樣做,是為了賣樓,我說慈善不是開發商的附加條件,是單獨一個組織在做。


      后來我們把資金捐給了社會的公益組織,這個時候,開發商和公益組織進行了剝離,剝離以后的公益組織專門做政府引導的社區公益事業,社會組織的法律關系要清晰,今天我們凈化心理空間的時候,首先要明白哪些是企業做的,哪些個人做的。今天做慈善論壇的時候,每個非公募基金會的發起人都是慈善家,只要出資、只要服務,社會要給予包容、給予理解,政府要引導。

       

      楊瀾:盧先生,我們在項目和服務的支持上和選擇上,您有過什么樣的摸索過程?

       

      盧德之:我個人認為,中國富人大量的成長,已經排到世界第二,我們應該鼓勵支持他們成立非公募基金會。


      第二曹先生的理念,我非常敬佩,特別是他強調的純粹性。這些年,我覺得我們默默在做,曹先生做得更好,更到位。


      我個人想,家族實力和非公募基金會,我把女兒送到美國學習怎么做慈善去了,我希望她回來參與到我的事業當中來,曹先生希望把人道主義精神傳遞下來,我希望孩子們能夠發展這個基金會,成為大家的事業平臺,一方面,需要成熟的價值觀、需要有好的項目,還是希望得到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支持。

       

      楊瀾:剛才我們提到,將來非公募基金會成立的程序上,有什么簡化的希望嗎?


      劉忠祥:我想說另外一個話題,第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中國基金會做得這么多,跟中國的慈善團體有關系。


      另外,在行業的進步來說,政府做事要公平,企業要效率,有些政府需要做,企業不愿意做的時候,基金會就可以做這樣事情。行業應該具有引導性,但是不能定得特別高,讓別的組織跟不上。

         

      楊瀾:作為非盈利機構研究的負責人,康所長,您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有什么重大的缺陷嗎?因為我們每個非公募基金會都有自己的使命、目標和價值觀,從長期發展的角度,需要做一些什么?

       

      康曉光:當前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一個專業化的問題,最起碼你有沒有專職的隊伍,這個專職的隊伍專注于什么問題。我們很多發起人都是非常優秀的企業家或者管理者、名人,但是基金會隊伍的建設和管理水平沒法說,像盧德之、曹德旺先生、南都這樣的鳳毛麟角。


      第二個問題,治理結構的問題,因為非公募基金會盡管是幾個人發起,但是一旦成立的話,就為社會所有,畢竟不是幾個人了,我們從結構來說,社會性很差,總的來講,我們NGO基金會,基本是錢誰搞來,誰就說了算,按理說,非盈利領域和非公募基金,最重要的是,不能把企業的資本瓜分的邏輯拿到我們這個領域來用,行政的邏輯不能在這兒用,商業邏輯不能在這兒用,應該體現在治理結構,這個里面應該帶有公共性、社會性,不能說誰有行政權力誰說了算,誰有錢誰說了算。


      公共機構私人化的控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治理機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楊瀾:也會造成捐贈項目的隨機性和巨大的變動性,因為有一個或者幾個個人意志決定的,缺少公益組織自身的成長邏輯。


      康曉光:從治理的效果來看,私人化的控制效率高一些。這個領域之所以有權力存在,或者存在的正當性,就是說在權力和資本之外,給人們一個想象空間。


      有人管基金會很好,非常穩健、扎實,關鍵是治理結構體現這個本身的特點,但是公共機構私人化的控制,違背了這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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