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用五張圖表達一下行業的整體發展狀況，不限于過去一年內發生的事情?；蛟S可以追隨到多年以來一直發生的變化，但最新的時間點一定要追溯到今天。

我們要用這五張圖來表達對行業發展的樂觀態度，其中順序靠前的圖，其樂觀的門檻偏低，我們一下子就容易看明白為什么這個領域是在向著我們期待的方向發展的，而越往后則越遭遇挑戰，樂觀隱含在挑戰的背后，我們需要戰勝這些挑戰才能將樂觀挖掘出來。

第一張圖是基金會的數量變化，截止到2019年10月31日，我們的基金會已經達到7000余家；剛才李波巡視員也說過了。

在公益行業，大家都希望這個曲線從左往右一直增長、快速增長。增長的速度越快曲線的斜率越大，這是令我們對行業發展感到樂觀的第一個理由。

但向右增長的曲線坡度太大，我們前行的人也會感到太累。在有些疲憊的時候，我們也可以降低期望值，坐下來歇息一會，不要給自己施加過大的壓力。

二、第二張圖：基金會地域上的分布

圖2：基金會熱點分布圖（數據來源：基金會中心網）

這是一個全國各地基金會分布的熱點圖，可以看到基金會的數量與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呈現一個正相關的關系。這就是說，越是在那些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前沿的地帶，就越能看到數量眾多的基金會產生出來。這給我們一個樂觀的景象，即基金會是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逐漸浮出水面來的，最終將社會公益力量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

但據一些文獻研究證明，社會組織（含基金會的數量）的確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但它們的能力卻未必也與經濟發展水平間存在著這樣一種正相關關系。這說明我們在社會組織數量增長的同時，也要讓它們的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三、第三張圖：基金會公益項目層級的變化

圖3：北京市基金會項目不同層級的比例（數據來源：北京市基金會年檢數據整理）

這是北京市基金會的情況，沒有全國性數據。北京市的數據來自于我們每年為北京市基金會進行年檢報告的資料匯總。這張圖中2013年的數據來自北京市270家基金會1511個公益項目（有效數據為1495個），2018年的數據來自于對北京市631家基金會3129個公益項目（有效數據為3120個）公益項目的項目層級分析。

項目層級的概念：公益項目按照它的技術含量可以劃分為五個層級，在圖中是從左到右依次展開，五個層級分別為散財式慈善、流程化公共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治理與社會體制創新的引領。

劃分為五個層級的含義是：第一從低層級到高層級公益項目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完成它們需要面對的挑戰也越來越大。第二，從低層級到高層級，社會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越來越大，它不再是簡單的貢獻資金與時間，而還包括溫情、尊重和參與這樣一些人性中的高端需求成分。

當下政府購買社會力量的服務是從三四層級為主展開來的，這意味著政府在推動社會治理變革中將政府手中的核心功能向社會組織轉移，并輔助以資金的遞送。但在這方面一個尷尬的局面是，社會組織在這里所展示出來的勝任力并不足；而對于基金會群體來說，他們自己的籌資渠道，他們參與的比重并不高，但另一面是，基金會自己在自己的領域玩，但絕大多數項目仍然是第一個層面和第二個層面的類型。

接下來看。這幅圖從左到右，柱子的高度斷崖式下降，這說明我們所做的事情大多數還是僅靠出錢來解決問題的事情，我們的技術含量、解決社會問題的深度都遠遠不夠，這是我們當下所面臨的一個艱巨挑戰。

但在這幅圖中也有一個令人樂觀的點，我們看到每一層級都有兩種顏色的柱子，藍色和橙色，其中藍色代表2013年的數據，橙色代表2018年的數據，中間相隔五年。通過五年時間的發展我們會看到，第一層級所占的比重產生了一個肉眼可見的下降，而第二層級第三層級則產生了分明的上升。這告訴我們社會組織在運作規范化以及為社會提供有溫度的服務等方面都在做著嘗試性努力，這代表他們一個內在的發展方向。遺憾的是第四第五層級卻一直比重很低，這里面代表高端社會治理的能力。當我們做不了它們的時候，這樣一份職能就仍然停留在政府體系之內，而無法向社會轉移。盡管當下推進社會治理功能朝向社會組織轉移的力度已經非常大，比如在社區領域內社區自組織的建設、議事協商制度、社區營造活動等，但其實質性局面仍然無法大規模展開，這都是能力的問題。

四、第四張圖：互聯網募捐給基金會帶來的變化

這是中國近年來互聯網籌款數量增長圖。數據一共有兩個類別，一個是互聯網籌款總量，另外一種則是99公益日每年三天的籌款量。需要加以說明的是，2019年也就是今年的籌款量，只是截止到6月30號也就是前半年的籌款量，因此今年的數量只呈現出了大約一半的水平，但99公益日一旦完成則幾乎是全部。

圖中表示出了三個值得注意的數據值：第一互聯網籌款總量，第二在公益籌款總額中所占的比例，第三捐贈人卷入的人次。三者都在呈現著快速的逐年遞增的趨勢，于是這又向人展示出一個樂觀的局面。

需要加以注解的是互聯網籌款量所占的比重。這一比例并不高，在百分比上僅僅為個位數，但這樣一筆籌款是純粹給公益組織和公益項目進行運作的，它起到的是一種資助型公募基金會的效果。在我們國家基金會中的絕大多數并不是資助型，所以這樣一個比例在實際效果上要增大許多倍。

但接下來又呈現出一種挑戰性的局面，因為正是在這一新興領域出現了大量不規范現象，比如廣為詬病的套捐現象。繼續追蹤下來，還看到這里夾雜著大量的不滿與怨氣，似乎社會不公正感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甚至每一次籌款的高峰都一定同時伴隨憤憤不平聲音的高峰。這會給人們一種不好的感覺，甚至會懷疑到公益領域的初心。

尤其是在99公益日這一時間點上，在短期內大量的資金籌募出來，但與此同時大量的公益組織也在“分錢”的過程中，很多地方呈現出赤裸裸的“搶錢”的現象，傷透了規則，傷透了心。

但在這里卻蘊含著極大的樂觀潛力，因為這是歷史上頭一次由社會制定并執行如此大規模的規則體系，并且是一種契約精神式的規則履行體系。盡管這樣一種規則關系投放到社會中最開始并沒有得到最充分的尊重，但是它卻在不斷彰顯自己的作用力，以下幾個方面值的注意：

第一，籌款規則處于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中，而且越變動越合理，因為規則的變動是針對此前的問題而來的。第二，規則的發出點——騰訊公益這里潛存著非常積極性的要把事情做好的內在動機，并且他們吸納領域里的專家學者一同討論、制定和修改規則，合理性在不斷提升。第三，領域里的亂象來自于很多組織不遵守規則，但恰好是我們自己這些不遵守者也在同時抱怨這些規則，只要提升我們自己的認識水平，就可以讓讓局面好轉。第四，尤其重要的是，領域內的一些樞紐型公益組織（我們暫且把那些具有長久品牌建構積累的、資金量較大、追求長久利益的組織叫做“樞紐型公益組織”），正在從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他們自己追求自己長久品牌的建構，追求信用機制和規則意識，他們是讓這份社會領域中的規則能夠得到積極貫徹的另外一份力量，與騰訊公益相并列構成了兩份積極性的力量。從這一角度講這些表面上給我們帶來消極悲觀的現象，其實恰好正孕育著非常積極樂觀的潛力。

五、第五幅圖：社會組織的井字形結構

        圖5：社會組織的“井”字形結構

這是一幅井字形圖，從中最能理解出我們當下社會組織發展應該如何看待的問題，比如應該樂觀還是悲觀？

在這幅圖中我們首先劃分出一個中間區域即治理型組織。它的含義是：第一，組織內部遵從民主治理的原則；第二，組織外部則進入到社會治理的功能體系中，是做公共服務的事而非做政治。

社會治理是指組織本身參與到公共服務體系中，早在多年前中央文件中就提出了四類組織的概念，分別是公益慈善類、行業協會商會類、城鄉社區社會服務類和科技類，這四類組織的說法曾經引起人們深度的思考：為什么將它們并列到一起呢？后來經過仔細思考發現，四類組織中有一個最大公約數這就是社會治理。也就是說從事這些方面的社會組織都在為公共服務的提供做貢獻，不管是以基礎性慈善的形式還是以高端社會治理參與的形式。

有了中間區域之后接下來的事情就好理解了：在它的四周上下左右各有一種特征型的“社會組織”，按照社會學的傳統分類方法或者在傳統社會中，我們能夠看到它們，把他們理解成社會組織理所當然，無須奇怪。但當下正是治理型社會組織的呈現他們便全部退居二位，不再是我們當下所強調的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了，甚至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風險的性質，是政策改革方向的反面。

在此需要特別呈現一下：治理型組織恰好是當下社會才有的，是最近幾十年內的事，他們的第一重特征是依照當下社會組織治理制度而設置，與傳統社會中的各類民間組織并不一樣，他們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成為一個合法運作的法人組織，他們進入社會治理領域提供公共服務，其所從事的職能正是過去政府職能范圍，因此當下政府職能轉移正是依賴這類組織的出現與勝任才能完成，于是中間類組織與四周型組織形成了分明的差異。

還需要加一個說明：在圖中，治理型組織分別與上下左右的其它四種類型形成對立關系，相當于一共構成了四個維度。然后，將治理型組織的四個對立面（四周組織類型）機械地疊加到一張圖中。不要將圖中的五種類型理解為按照某種分類方法形成的一個統一的分類。

在做出這個井字形構圖之后，便可以給大家呈現出一幅當下從中央自上而下推動的社會治理改革，為什么是如此的樂觀和具有挑戰性。

第一，在井字形的中間地帶，對于治理型組織的推進國家的改革政策已經達到了馬力全開的程度，甚至在許多地方政府官員看來都有拔苗助長的嫌疑，由改革所帶來的副作用（各種風險）已經對于社會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可以做一個對比性提問：在社會公益領域我們對于這樣一些社會中自發產生的社會組織的支持力度，能夠達到如此強烈嗎？其實，來自于政府的政策支持，不管是政購服務資金的支持還是降低門檻增加他們合理性的支持等等，都達到了這樣一種高度：在這個高度上社會組織的最激進做法都很難達到這一點。

第二，在基層社會組織的管理與政府購買服務的管理領域，政府的管理層或管理的執行體系有可能在依法監管之上疊加上兩種額外的成份：一是疊加成份即行政干預的成份，即將社會組織自主運作范圍內的事情也加以管控或干預；二是政治性成份的疊加，尤其是對于他們是否成為真正治理型組織的質疑。

回到井字形圖中，我們首先需要鑒別出中間治理型組織的地帶，在這里需要為社會組織提供依法自主運作的環境，而不是疊加行政與政治。簡而言之，不能把井字形中間地帶里的我們國家自上而下改革大力推進的組織類型，與上下左右四周的組織加以混淆，把對于外圍組織的懷疑疊加到中間組織頭上。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們使用這個圖示也在表明，即便使用最苛刻的分類方法，也至少能夠劃分出井字型的中間地帶，看到這樣一種合理合法的治理型組織，對于他們是需要加以支持的。他們正是我們國家推進社會治理改革的中堅力量。

當然管理體系中的官員可以說，他們現在還沒有能力鑒別出中間地帶，甚至還可以說不加以嚴格的管控，怎么能區別出中間地帶呢？其實正是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才造成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在許多實質性場所無法實現中央在頂層大力推進社會治理改革所應該達到的效果。

鑒別能力正是管理能力的一個核心體現之一，在鑒別出來之后分類對待則是保障社會治理有效前行以及保障風險降低到最低的有效保障，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便意味著管理的失職。當然對于他們的職能定位與制度定位來說我們不能要求他們過高，但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在政府購買服務評估以及社會組織等級評估中聘請第三方機構來進行，并且假定第三方具有專業性和獨立負責任的能力。一些地方的探索與嘗試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如若在政策上能夠總結推廣，則會使社會與改革受益巨大。

第三，我們必須承認，整個改革在制度安排上已經做到了極致，比如政府既出資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又轉移自身的職能，還將評估的權力交給社會第三方。

但正是這個所謂的社會第三方出了問題，而這一個第三方就是我們在座的所有人以及我們的朋友。當我們以第三方的身份來評估時實際上我們的做法實際上充當著“二政府”的角色，一方面我們揣摩或明確接納甲方的意志；另一方面我們在評估過程中失去了專業能力的判斷，甚至評估方的專業能力遠遠不如被評估方；還有，我們過度的關注動作本身，將規范擴大化，將社會組織自主運作范圍內的空間也占據過來，有一種老師給小學生打分的感覺。

如此的做法使我們聯想到事業單位內的那種監管模式，于是其效果相當于將社會組織收編，使其失去他們的活力，結果第三方既沒體現出專業性，也沒體現出獨立承擔責任的優勢。但由于這正是我們社會組織自己，因此整個的改革仍然充滿著樂觀的可能，一旦我們將自己作為第三方的能力（還包括骨氣）提升到能夠勝任的程度，那么我們便可以突破這層天花板繼續前行。

由此可以勾勒出一幅社會組織發展到當下的最前沿點的狀態：首先，我們整個社會公益慈善領域，是從救災救困這一基礎慈善領域與公民社會這樣的理念訴求領域開始的；其次，我們逐漸進入到了更深層次的社會治理領域，在這里我們逐漸獲得了專業性的能力，之后社會組織的發育與政府職能轉型改革的推進兩個趨勢形成了社會中的兩道亮麗的風景，但二者之間交互較少，大致相當于各自在自身的路徑上行走，因為政府購買服務所吸納的并不是社會組織領域中的“嫡系”力量。再次，我們的整個社會力量需要與政府推動改革的趨勢呼應起來，政府的職能轉移需要由社會組織來承接，政府的購買服務資金需要由社會組織來承接，于是改革又向上邁進了一個臺階。但在這時如何保障公共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率和規范就成了問題，而這時第三方評估機構成了這里的最關鍵的發展路徑決策者。

但又正是在這里出現了問題，社會改革似乎遇到了天花板。但是我們完全可以讓第三方評估機構等專業力量擁有者擁有更高的專業能力，更高的負責任的能力，更加不忘初心。這時我們就可以突破這個瓶頸點而繼續前行。

向前發展前瞻標志性的景物就是社會組織能力的增長，政府職能的轉移，政府財政資金的轉移。三者相互呼應。而第三方的評估與政府的監管又構成了不一樣的面貌，社會組織的優勢仍然能在這里得到發揮，于是社會治理的轉型就可以源源不斷向前推進，越來越具有深度，越來越具有高度，我們就可以對社會發展的前行之路抱有樂觀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