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寄語希望工程30周年，稱希望工程的貢獻之一是”創新社會動員機制”。這是對公益事業社會功能的一個重要評價，也是第一次。

我30年一貫處在公益第一線，感覺應該以此破題，做一些反思，對30年公益進退設“四問”。

30年希望工程籌款總額不過150億，只是現在全國一年公益捐款的十分之一，幾乎微不足道。但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突破就是社會化動員。在希望工程10周年時，我和康曉光主編了《第三部門研究叢書》，孫立平教授寫了《動員與參與》，專門論述希望工程的社會化動員機制。

希望工程一開始，我們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借共青團體制的路徑，或者說借體制優勢開始籌款；二是完全開放，進行社會化動員。我們選擇了后者。孫立平在書中照錄了我的話：

我們一開始是投入巨大人力和成本，發出50萬封募捐信，后來花錢在人民日報做募捐廣告，解海龍的大眼睛照片家喻戶曉，凌峰的希望工程百場義演風靡全國，百萬愛心行動，1+1助學行動的一對一救助模式，郵局發明信片，電信發電話卡，央行發流通紀念幣，拍電影《鳳凰琴》，做大型紀錄片，注冊希望工程商標......社會動員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鄧小平為希望工程捐款是匿名的，我們調查出來，捐款落實后，孩子們寫信給鄧爺爺的報道不脛而走。領導人以普通公民、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捐款，真實表達了慈善事業的純粹性。希望工程10周年，國家科委評估組的“希望工程評估報告”表明，普通公眾知道鄧小平為希望工程捐款的占62.2%。領導人身先士卒，普羅大眾不令而行。

評估組到除西藏之外的省會城市入戶調查，16歲以上居民知道希望工程的占93.9%，為希望工程捐款的占63.5%。97.8%的捐款人表示，捐款是出自自愿，不是自愿的占0.6%，說不清楚的占1.6%。

時間過去了30年，當下中國公益的社會動員和公眾參與度如何？有人說，希望工程太特殊了，不好比。那我們把當年一個希望工程和今天全公益行業的動員力做一個比較總可以吧。30年前，中國人普遍窮。孫立平說：希望工程是窮人幫更窮的人。

今天，中國有捐款能力的人起碼有六七億人，被公益機構動員參與公益捐款的到底有多少人。我沒有調查數據，但從99公益日看，全國幾千家公益組織、上萬個公益項目參與的大型募捐活動，我相信有捐款能力的人99%沒有參加，或者根本不知道99公益日。

更需要檢討的是，公益募捐的規則是，互不相識的人給不特定的人或公益項目捐款。希望工程肯定是這樣做的，我在啟動希望工程第一天就宣布：不向朋友募捐，不殺熟。而今天的99公益日，主要是在公益圈玩，自娛自樂，朋友圈殺熟?，F代公益幾乎倒退回到了傳統慈善。傳統慈善就是熟人社會的守望相助（孟子）。而且現在不少基金會做的是個人大病求助捐款，這也屬于傳統慈善，不是現代公益。

我已經有一篇《解放互聯網公益生產力》，沒讀過的朋友建議讀讀。我附了一句很糙的話，讀完了無動于衷的人可以離開公益，洗洗睡去。

今天我努力用數據說話，把全國互聯網公益募捐平臺籌款規模和4家公司的個人求助募捐做比較?！洞壬品ā烦雠_三年，由民政部指定的全國互聯網募捐平臺捐款不到百億；而水滴籌、輕松籌、無憂籌、愛心籌4家私人公司，三年為個人大病求助募捐超過500億。前者是現代公益，后者是傳統慈善；前者可以動員億萬公眾參與，現在倒退到朋友圈殺熟，后者原本是熟人之間的饋贈互助，現在則動員了數億互不相識的人參與，幫助數十百萬困難人群解困。

毛病出在哪里？互聯網公益募捐是有繩子牽著的風箏，如何飛得高？不歸屬《慈善法》管的個人求助互助平臺則借助互聯網放了衛星。去年水滴籌獲中國社企論壇年度社會企業大獎時，我對他們說了4句話。前兩句：“互聯網激活傳統慈善，志愿者化解信任痛點”。我說有了這兩點，就能出現：“一人有急難，天下施援手”，公民互助“秒殺”解決。

美國的基金會有10萬多家，自己有錢自己花的運作型基金會只占4.3%。美國年度約4000億捐款收入中，其中13%左右、大約500億來自于基金會的捐款。美國的基金會是撒錢的機構，而中國的基金會是吸金的機構，其中公募基金會、慈善會吸納了大部分捐款，主要是自己用。中國7000多家基金會，資助型基金會不到1%。

中國的社區公益組織、草根NGO資助或購買服務收入，主要來自政府，這沒有什么不好，政府采購多多益善，但這不正常。

去年南都基金會與國家行政學院共同做了中國非營利組織經濟規模研究，即N-GDP研究。結果是，2016年，社會組織70萬家，總支出6373億，占全國GDP的0.83%，而創造GDP只有2789億，占GDP的0.37%。公益GDP跑哪兒去了，兩個原因，一是有不少錢做了政府的項目，二是沒有形成基金會捐款支出與草根NGO服務的供應鏈，NGO提供社會服務是能產生GDP的。如南都基金會的支出幾乎全部用于NGO的發展，就能產生相應的N-GDP。

中國的公益生態非常落后，不僅表現于有錢的機構和做事的機構沒有形成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供應鏈生態圈，還存在一個困境：有公募資格的慈善組織往往浮在上面，主要向企業主募捐，而數量最大的社區服務機構不可以去企業向員工募捐。要形成中國公益慈善的新生態，必須回過頭來學習美國創立于132年前的聯合之路勸募模式，但中國現在只有一家聯勸基金會。

聯合之路每年在美國所有城市開展的公司募捐，是地毯式的一個不落。開展募捐活動期間，一般會請當地的一些優秀的社會組織草根NGO來介紹他們項目，員工在決定捐款的同時，會指定自己的捐款捐給哪一家機構，公司匹配的捐款也會到這家機構。即便在各種創新的慈善募捐模式層出不窮的今天，如給有錢人設立捐款人建議基金DAF、在線募捐平臺的出現，聯合之路在全球每年籌款還有近50億美元。

在中國，可以改變中國公益生態的企業員工參與的聯合勸募還沒有起步。這正是為我們打造公益供應鏈生態圈留下巨大的空間，需要公募基金會、慈善會與公益服務組織聯合起來，也是讓公益文化、文明深入到企業社區，與政府一起進行社會治理創新的途徑。

這次大會發表了福建催化區域公益生態的研究報告。在公益生態建設方面，福建后來居上，值得各地學習。

這個問題，類似李小云教授提出的公益“元問題”。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蘇珊·羅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早在1986年就編輯出版過《非盈利制度的經濟學》，其中提出，慈善-公益事業的顧客是捐獻者而非幫扶對象，即捐獻者的效用滿足才是慈善事業的驅動力。

這與我20多年前講希望工程成功的秘訣如出一轍——“希望工程向社會揭示了中國農村地區教育發展和數百萬兒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嚴重現實，而兒童問題、教育問題、貧困問題，正是社會最為關注的熱點。希望工程聚合了這三大需求，建立了以需求為導向的資源動員管理機制。讓需求—刺激—供給（捐款）—反饋成為一個不斷放大的良性循環系統。在這一個系統中，捐款人有強烈的參與感和成就感。貧困地區受助兒童的成長，滿足了他們精神上的需求，供給者同時又成了需求者。捐、受雙方互為需求，互為供給，雙向受益”。

這就是公益經濟學，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需求，而沒有捐贈人需求的滿足，公益等于零。

我們做公益的很多人不懂得這個道理，總是喊著，讓捐贈者幫這幫那，甚至幫幫我們公益人吧。你搞反了，你要說：我在幫助你，讓你的捐款花得有效益，讓你有成就感，睡著覺都能笑醒。

借題發揮，說了這么多。一言以蔽之：30年公益進退如之何？社會動員機制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互聯網公益的風箏線何時可以掙脫？公益供應鏈生態圈建設的道路還有多遠？社區公益、員工公益起步了嗎？公益驅動力的的倫理誤區走出來了嗎？“如之何”包含三個意思：怎么樣？怎么了？怎么辦？

這三個問號就留給大家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