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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伊里:衡量一個地區的社會組織,要看多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2021年05月18日 作者:馬伊里

      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1長三角峰會5月18日在杭州舉辦,圍繞“區域公益慈善的‘共’與‘通’”的主題,來自長三角三省一市和全國各地區的基金會從業者、政府、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代表以及關心公益慈善的150多家機構200余位與會者展開深度交流。


      本文為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長馬伊里在峰會中的主旨演講,題為“公益慈善組織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的角色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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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有機會出席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1長三角峰會。主辦方給我的題目叫做《公益慈善組織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的角色和價值》。我理解它的核心,第一是公益組織在新的議題當中如何去推動社會進步,第二是在推動社會進步當中,社會組織自身怎么進步。關于這兩個進步的問題,我有一些粗淺的思考,與大家分享,請教各位。


      01.

      關于發展和進步的問題


      四十年改革開放,“發展是硬道理”早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意識。關于發展與進步的關系,回想起來,事實上有一個實踐和認識的過程。一開始,我們認為發展就等于進步,那是一個以GDP論英雄的年代,我們埋頭苦干,5+2、白+黑,以為只要發展了、有錢了,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可是干著干著,我們發現社會上出現了不少越來越難以解釋的現象,比如發展速度越快,貧富差距越大。20多年前我在浦東工作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問題,浦東GDP增長速度在全中國最快,每年以30個百分點朝上走,我們很快就發現,在那里最早突破了基尼系數的底線,很快就超過了0.4,所以這讓我們很奇怪:經濟發展了,怎么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了呢?


      這種差距后來在全國面上逐漸表現為地區的差別、城鄉的差別,甚至職業的差別。還比如一些原本受人尊敬的職業,像教師、醫生,當學校、醫院都奔著錢去謀發展的時候,設備、技術越來越先進的時候,這些職業卻不那么受人尊重了。甚至有一些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這些都讓我們認識到不均衡的發展、不公平的發展、無底線的發展以及背離了初衷的發展,都不是進步的發展理念和進步的發展模式。也就是說,有時候會出現“有發展無進步”的現象。


      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是在這么一個環境里面工作的,我們很迷茫,為什么發展不天然等于進步?還出現那么多我們原來沒有碰到過的社會問題?中國的公益組織在那個階段迅速發展,我認為是跟這個現象有關的,公益的使命就是要回應這一類問題的。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是要帶領中國人民擺脫貧窮和落后,奔向小康和進步的話,前一百年我們基本擺脫了貧困。那么未來一百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實踐,就是要奔著小康和進步去的,就是要追求進步的發展理念和探索進步的發展模式,從而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我們中華民族和我們這一代人的貢獻。


      我經常會想,我們這一代人,為這個國家的發展、擺脫貧困,確實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們無愧于這個時代!可是,我們捫心自問,我們在謀求發展的同時,做了多少對人類進步有貢獻的東西呢?有哪些影響人類、影響全世界的進步理念是我們這一代人提出來的呢?想一想,好像還真的不太多。但是,在座的公益機構,尤其是我們的公益創始人,我們加入到公益領域來的初衷,不就是要來回應這些問題的嗎?


      什么叫進步?其實中央已經非常明確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要追求共同富裕。具體來講,我認為就是要確立和追求更公平、更正義、更自主、更自然和更和諧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益組織具有與生俱來的使命和更強的優勢,我們就是干這個的,我們就是為這些議題而生的。


      02.

      關于現代性與現代化的問題


      現在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我覺得理解社會主義現代化有兩個維度,一是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二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主要是指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所追求的宗旨意識、價值觀和意義屬性,其中包括理念的現代性、倫理原則的現代性、價值觀的現代性、功能的現代性等,它是現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靈魂。要知道,我們這批人是為守住靈魂而來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主要包括各具體發展領域的方法與手段的現代化,其中包括制度的現代化、組織的現代化、機制的現代化、技術的現代化、人才的現代化和基礎設施的現代化等等。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比較重視現代化硬件的建設,而忽略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創新與實踐。我想,這或許是我們陷入“有發展無進步”困境的根源所在。


      03.

      關于長三角公益慈善的生態建設


      現在,長三角一體化已經列入國家戰略?;叵?0年前,中央最早賦予浦東開發就是要輻射上海、乃至長三角的使命。習總書記當年在上海的時候,就著力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我翻了翻我原來的工作筆記,有很多就是記錄當年長三角一體化議題內容的,所以長三角一體化是中央謀劃的一個長遠戰略。去年,習總書記在視察上海浦東時再次強調了這一點。


      “生態”這個詞,現在被廣泛應用,我理解生態有這么幾個要素是需要我們去把握的:第一,多樣性;第二,復雜的關系結構。生態肯定不是一個單一的、孤立的東西,它是由不同生態位組成的結構體。高大的,承陽光普照,矮小的,汲雨露滋潤,各得其所。第三,有內在互動機理,有自然生態,有社會生態、經濟生態、政治生態等,是非常多樣的。


      所以,長三角一體化,如果用生態概念來說就是要保護多樣性、多元關系結構又有內在互動機理的一體化。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怎么共、怎么通,就是要去探索里面的互動機理到底是什么樣的。原來的這種互動機制是被行政區劃隔開了,被政府的科層隔開了,現在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多的聯結,這個聯結當中有政治的、經濟的,也有社會的。社會這塊怎么做?公益組織有巨大的發展和探索的空間。未來長三角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最早啟動是長三角,能量最大可能也是長三角,這是中央給長三角的任務。從社會視角來看,公益慈善生態建設是題中之義。


      我在浦東工作的時候,與復旦大學合作開展了一項連續15年的研究,從1995年開始到2010年,每年出一本《浦東社會發展報告》,簡稱綠皮書,人民出版社出版。到了2010年,我們又把15年經濟的軌跡和社會的軌跡做了一個比較研究,寫了一本叫做《全生態和諧——以浦東開發20年為例》的書。在那兩套書里,我們提出了一個觀點:衡量一個地區的進步程度,不僅要有經濟指標,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系列社會生態的進步指標。什么是社會生態的進步指標呢?其中至少應該包括共同富裕、人民主體、公共意識、參與、共享、共治、自治、德治、法制等這幾個要素。長三角地區應該在經濟高質發展的同時,率先在這些方面跨入進步前列!


      04.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

      有諸多的公益議題


      剛才陳省長講了,中央要求我們長三角高質量發展,也就是說你不能低質量發展。低質量發展是什么?我們都經歷過,搶土地,要優惠政策,免稅等等,然后是污染,靠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撈金等等。我覺得長三角在“十四五”期間,還有未來的幾十年里,它會以“三高”為目標,就是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高效能治理,在這“三高”當中,每一個“高”里面都有眾多公益的議題。


      就拿高品質生活來說吧,就有太多值得我們公益界去推動的進步的理念,否則我們又走向另外一邊,走向我們初衷的反面。我們說要培養人才,然后就把家長們搞得這么焦慮、這么內卷,這是高品質的教育嗎?想想,實在不是的,這是要誤兩代人的!什么是高品質生活?我認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呈現不同的內涵,從生存需要到發展需要,從物質需要到精神需要,從單向度需要到多向度需要,無論是豐富豐裕的物質生活、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共治共享的社會生活、高尚陽光的精神生活、青山綠水的生態生活,都是一個廣度和深度不斷發生變化的過程。


      高品質生活,我覺得不應該是高成本、高消耗、高焦慮的生活,而是要提倡適度成本、低消耗、有節奏、積極、陽光、健康的生活,我覺得公益應該在這個領域去推動健康的生活態度、健康的生活方式。


      另外,高品質生活也不是恩賜得來的,不是單向給予的,而是需要共創、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很贊成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個人人”(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機會、人人都能有序參與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質生活、人人都能切實感受溫度、人人都能擁有歸屬認同),這里面就有關于高品質生活、高質量發展和高效能治理的公益的議題和進步的理念。


      關于高效能治理,我覺得也有很多公益議題。高效能治理在長三角這個領域,如果我們能夠去推動協調、協商、協同,尤其是“協同”能成為政府的政績,那就是一大進步。協調、協商、協同,這是三個不同層次的“協”,我們現在只停留在協調,所以秘書長特別多。要從協調走到協商,還要走到協同,協同就是各自都知道對方有什么是我要的,我一定要跟對方主動地協同,當各地政府和政府的各個部門,以及政府、市場、社會都把“協同”作為政績的那一天,就是社會治理大大進步的那一日!我在上海市民政局任局長的時候,設了一個協同獎,每個處都特別看重,每年春節聯歡會時發布,協同獎自己不能申報,一定是別的處提名,哪個處被提名的越多,就得到協同獎,可以掛一根紅圍巾。那個時候我們就己經意識到組織之間協同的重要性,如果把協同作為政績了,那就是一個進步!


      在社會治理這個議題下,基層怎么做?我也覺得,如果通過我們公益推動,讓老百姓能夠用自治的方法去回應身邊問題的話,那也是一大進步。不要一說有問題就找政府,如果那樣的話,政府就成了社會問題的抗生素,它確實能夠一時搞定一些問題,但是,如同不能濫用抗生素那樣,不能濫用政府資源。用多了,會讓社會這個有機體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退弱,甚至更多去依賴政府。所以從高效能治理來說,公益組織有太多的議題可以去探索、去創新。


      在高效能治理當中,還有一個,就是怎么樣來推動社會影響力投資和企業社會責任。在社會治理當中,千萬不要把企業撇開了,有很多讓我們很焦慮的社會問題,是由企業無社會責任底線造成的。所以,公益界有責任和企業聯手,去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企業誠信。


      05.

      公益組織的自身進步問題


      我曾經擔任過上海市第一任社團處處長,那是1989年的事情,我們見證了中國公益組織發展的起起伏伏。我覺得公益組織是最具社會創新意識和能量的組織。不要隨便地去說政府創新,政府創新是要有巨大成本的,但是社會組織確實是一類創新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近年來,我與不少公益組織討論如何保持公益組織社會創新能力的問題。在長期觀察的案例中發現,簡單重復地規模擴張或許不是公益組織成功的標志,而對社會問題的敏感度,回應模式的創新,進步理念、模式的倡導和示范以及對法律制度的影響力,才是值得公益組織去追求的更高、更進步、更可持續的目標。在這一點上,我可能跟一部分伙伴們的想法不一樣,但我認為這可能是對的。


      我們原來一直說,公益組織的活動空間是在政府不能、市場不為的情況下,公益組織有巨大的空間。但是這次的疫情讓我對這么一個判斷打了問號,美國怎么樣?美國這次政府失靈,市場也失靈了,公益組織的表現也很弱,這是為什么?這是我們目前觀察到的情況。在中國的疫情應對過程中,公益領域有很多反思,也有很多考慮,我們怎么樣在這么大的議題中不被邊緣化,能夠主動地和政府協同?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公益領域大家是有很多反思的。


      所以關于公益組織怎么發展,其實中央有非常明確的要求,我認為就是兩個“初”和一個“基礎作用”,但是目前在我們公益領域沒有太多人去關注這些要求。第一個“初”:初步構建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什么是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有沒有人去研究過?這是十九大提出來的。我認為至少包括社會組織的三個建設:公信力建設、創新力建設和影響力建設。第二個“初”:初步構建社會組織協商制度。什么是社會組織協商?在五中全會決議里面,它是跟政府協商、人大協商并列的叫作社會組織協商,但是我們的平臺在哪里?我們的議題在哪里?我們的方法、機制有哪些?所以社會組織自身要清楚,中央給了我們巨大的空間,我們怎么來推進?還有一個“基礎作用”: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包括激活社會內在的動力機制,成為組織群眾有序參與的載體,提供直接的社會服務等等。我覺得這里面有巨大的空間,特別是兩個“初”,我們有很多的議題。衡量一個地區的社會組織,不能再停留在捐錢的多少、組織的數量的多少來衡量了,而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應該有這方面的進步指標。


      06.

      中國式的公益慈善

      在變局中要創新發展


      我們正處在一個大變局的時代,疫情當前,全世界同做一張考卷,東方文明顯示出強大的韌勁,讓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切身感受到,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制度優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西方文明一直引領世界,居高臨下,包括他們那種強盜式的霸凌、叢林規則、零和邏輯,似乎都是難以抗拒的。


      然而在嚴峻的疫情面前這些都失靈了,與之相對應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人和”理念呼之欲出。在這樣的變局中,中國式公益慈善將會面臨巨大的國內和國際需求。我們希望,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自身的和諧,能夠成為人類進步更高境界的共識。我們身處這樣一個時代,能夠為推動這樣的共識而努力感到萬分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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