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基金會是緩解社會矛盾，實現改良的重要推動力量?，F代公益基金會的興起是美國20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中的一部分，對美國的改革特別重要。
資中筠先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美國研究所原所長、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理事
相比社會的其他方面，公益有很大的進步
記者：你是著名的學者，也是公益的參與者，多年來一直參與樂平公益基金會。據你觀察，從“制度性條件”、“捐贈方或潛在捐贈方”、“公眾心態”這三方面來看，中國公益事業有哪些顯著改善？
資中筠：回顧過去十年，中國社會的有些方面進步，有些方面倒退，或者越改越糟，例如教育。相比社會的其他方面，公益慈善這一塊有很大的進步。至少，十年前我沒有想到中國的公益基金會會有現在這么多，而且在管理上日趨規范，比較健康的基金會的數量也在增加?！捌髽I社會責任（CSR）”的觀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實際上，任何一個大企業不做一些公益慈善，是很少的了。在高收入的人群中，自覺做些公益捐助的人也日益普遍。所以，不論是觀念上，還是實踐上，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都已經是不可阻擋的了。
這是順應社會發展需要，民間自發的力量也從一個側面推動了政府有關法律、法規的改進。2004年出臺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對比以前，進步很大。過去的條例總的來說是以防范為主，而這個《基金會管理條例》，起碼是從積極方面先鼓勵，然后再防范。當然，它里面有一些規定是不合理的，例如，規定公募基金會每年必須花掉70%的募款；又例如，規定基金會的行政費用只能有10%，這些在現實中很難做到。但是，不管怎么說，這些都可以慢慢改進，現在不是要立《慈善法》了嗎？希望早日出臺更加切合實際對公益事業積極鼓勵的新法規。
記者：你希望慈善制度有哪些根本性的突破？
資中筠：在我們國家，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牽涉到制度問題，對民間組織說來，就是一個結社的問題。所以，希望《慈善法》有根本性的突破，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事也不能指望靠一次根本性的改變解決所有問題。在美國，唯一管理公益基金會的政府部門是國稅局，公益基金會因其非營利性，享受免稅待遇，如果它私下營利，就失去享受免稅的資格，因而歸國稅局監管。除此之外，它做什么都可以，當然在守法范圍內。在美國，當局不會覺得一個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群眾非常擁護，就會對政府產生威脅，即使它的宗旨與政府現行政策相悖也沒關系。但是，在中國，這點目前是辦不到的。只能說，政府認識到自己不可能包辦一切，需要借助社會力量，又有人有實力、有意愿去做有利于社會的公益，然后漸漸地放手讓人們去做。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國際交流問題。我們現在學術等各個領域都與世界各國有所交流，公益慈善領域當然也是如此。外國很多公益組織的宗旨都是國際性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一開始的宗旨就是“為全人類謀福利”，第一批項目就包括到中國來建立協和醫學院和到非洲治理鉤蟲病。蓋茨基金會的口號之一是：讓下一代生活在沒有艾滋病的世界。我國香港不少公益組織也都有國際業務。在全球化的今天，公益事業更加不分國界。
但是，按照我國某些人對NGO的觀念，把境外公益基金會與“境外敵對勢力”混為一談，嚴加防范，以至于本土的公益組織如有國際合作項目很容易被懷疑，甚至獲罪。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有長期合法辦事處的外國公益基金會還只有很少幾家，包括福特基金會、蓋茨基金會、克林頓基金會等，其他都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正式認可。而事實上，境外公益慈善資金投在中國的數量卻已相當可觀，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益的對象，包括某些地方政府。如何對待境外的公益組織和資金，始終沒有明確的政策法規以及合乎事實和邏輯的說法。
記者：在如此現實面前，該怎么做？
資中筠：我非常欣賞一位企業家朋友說過的一句話，那就是：“鉆空子做好事?！辈荒芤驗楝F在的制度就什么事都不干了。在中國，不能等到霧霾散盡、陽光燦爛了才做事，那就什么事也別做了。近十幾年來，中國NGO之所以發展得這么快，就是因為一直有人在做、在努力。比如茅于軾先生，他開始與湯敏先生一起做小額貸款的時候，中國還很少有人知道尤努斯的名字，他還差點被打成“非法集資”，但是他鍥而不舍，同時恪守規范，賬目透明，找不出任何毛病，就這樣堅持著做了下來，而且挺成功，現在“小額貸款”這一事物在我國已經不新鮮了，朝野都在做。我很欽佩他，覺得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所以，關鍵還是要看每個人自己采取什么態度和怎么個做法。
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的漸進改良肯定會有積極作用。所謂公益慈善事業，就是民間自己救自己或者人們守望相助的事業。如果它向前發展，有助于培養公民意識，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一定會對社會有益。這是不可阻擋的，但是，也一定會有曲折。
公益基金會對美國的改革特別重要
記者：現在越來越多有志于公益慈善事業的人在向美國學習。
資中筠：美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精神和方向，以及一些管理辦法和經驗，是完全可以學習的。除了已經發展成熟的基金會模式之外，現在還有一些新的理念和實踐。例如，“社會企業”，即以社會公益為目標的企業，打破了公益組織完全不營利的觀念，只是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且盈利必須再投入公益事業，這樣就有了自己造血的功能，有利于持續發展。又例如，像巴菲特那樣，自己感到管理基金會能力不夠，就把錢捐給蓋茨基金會去打理，這樣效率會高一些。但是，現在中國極少有企業家愿意這樣做。他們有大筆可以捐贈的資金，總想以自己的名義做事，要在自己掌控之下。
其實，管理公益基金會，是專業性比較強的工作，按效益來講，在自己不善于打理，又招不來專業管理人才的情況下（目前中國這方面人才遠趕不上需要），更應該尋找現在中國已經比較成熟的組織，或做得比較好的項目，然后把錢捐給它們，這樣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這符合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原則。這里牽涉到捐贈者的理念問題。我不認為所有捐贈者必須做無名英雄，大公無私。例如冠名捐樓,或捐講座,是常有的事，無可厚非。但是要明確首要目的是目標受益者的利益。一個公益組織的社會效益更加取決于管理水平。如果管理不好，等于是浪費資源。連捐贈者的虛名也不能實現，因為時間一久，自然會成為公眾詬病的案例。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當下的中國社會類似于20世紀初的美國。兩個國家的兩個時代，其公益是否也有類似之處？
資中筠：我一向不贊成把中國與美國做簡單類比，“相當于”什么時代之類，因為兩國的發展道路太不相同了。整體上來講，中國人對公益慈善的認識越來越進步，但是，中國跟美國情況完全不一樣，因為制度不一樣。例如美國20世紀初腐敗也很嚴重，也需要治理，但是，它有輿論的監督，也就是所謂的“扒糞運動”，媒體不斷報道、揭露權貴的巧取豪奪和腐敗。新聞自由有憲法保證，沒有任何人能夠制止媒體，把它們封掉，不許它們說話。同時，因為美國是選舉制度，政客要靠選票上臺，如果被揭露，名聲臭了，就選不上了。更多主張改革的人被選進各級議會，就有助于通過治理和防止腐敗的法律。這兩點，中美兩國就不同。沒辦法對比。不要一天到晚想著跟美國比，比不了，完全不一樣的國家。這不是心態問題，而是事實問題。
記者：你的《財富的歸宿》一書，綜合介紹和分析了美國的慈善基金會，讓讀者認識到慈善在美國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慈善基金會與現代進程有怎樣的關聯？
資中筠：當時，我寫20世紀的美國社會是怎么發展起來的，發現現代基金會是緩解社會矛盾，實現改良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中國人對之了解很少。現代公益基金會的興起是美國20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中的一部分，對美國的改革特別重要。那些新富起來的大企業家、大財團怎樣花他們的錢，我認為這對美國很重要。
另外，我的興趣還在于它們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像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世紀上半葉對中國文教事業的發展貢獻非常大。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建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還有在中國資助教育，以及學科建設，生物、化學、物理、地質、考古、遺傳學、農業科學和植物學等?？吹竭@些檔案資料令我吃驚，更增加了進一步去了解并與中國讀者分享的欲望。起初并沒有想到會對中國的公益事業產生影響。
2014年5月29日，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創會理事長吳敬璉（左一）、常務理事資中筠（左二）、常務理事張維迎（右一）等
走訪幼兒園“千千樹兒童之家”
公益事業的核心應該是創造機會平等
記者：中、美兩國的慈善家有哪些差異？
資中筠：美國現在全民都多少做一些慈善。大慈善家當然主要還是大企業家。這些企業家是社會的主人，他們有主人翁感，認為要改變社會，就可以按照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改，至于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是為他們服務的。從卡內基到比爾·蓋茨到巴菲特，他們從來不擔心有一天政策一變，他們的財產就不再屬于他們。他們沒有不安全感，所以，想捐多少就捐多少，想給自己剩多少就剩多少。另外，他們也較少有為子孫積累財富的觀念，他們的文化鼓勵自己獨立創業，當然，也不必擔心下一代的創業機會問題。
中國慈善捐贈的主體也是民營企業家，而且更加集中在他們身上。但是他們的處境跟美國企業家完全不一樣。無論當前有多少財產，他們都不能保證始終是自己的。又由于法治不健全，罪與非罪的界限不清，冤獄也時有發生，觸目驚心。民營企業家沒有安全感，怎么能夠放心地大筆捐出財產？所以不少人“狡兔三窟”，把一部分資金挪到國外。他們有他們的苦衷。拿他們跟外國那些富翁相比，單純以捐贈數目和財富的比例來論優劣，這是不公平的。
記者：盡管如此，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投身到慈善事業中。
資中筠：在貧富差距太大的情況下，先富起來的人、有能力的人，對弱勢群體不會視而不見，自然會想到應該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幫助需要的人，回饋社會，這是人的本性。從現實來講，只要他們還在中國立足，社會矛盾引起大動蕩對他們當然沒好處。我剛才是說，由于沒有安全感，他們不可能義無反顧地傾全力捐贈公益事業，但不等于說他們沒有這種意愿，或一點也不能做?？吹阶约耗軌驅ι鐣兴暙I，對有需要的人有所幫助，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
那么，什么是有益的事？社會需求五花八門，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領域。而有些領域是根本的、長遠的。用美國那批老的慈善家的話來說，就是“向貧困的根源開戰”?！柏毨У母础笔鞘裁茨?？在他們看來有兩個：一個是教育機會不平等。不可能讓一個上過學的人和一個沒上過學的人平等競爭。還有一個是醫療，一個健康的人和一個生病的人也是沒法平等競爭的。不過當前中國教育不是缺錢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有志者應該著力的重點不一樣，但是最大的不平等是機會不平等，這應該有普遍意義。所以公益事業的核心應該是創造機會平等。
這些理念，在中國并不全都是外來的，其實在歷史上就有。遠的不說，像清末的張謇等企業家就已經有這種公益慈善觀念了。張謇明確以教育開啟民智，除了一般慈善機構外，他還特別舉辦了育嬰堂、養老院、醫院、貧民工場、殘廢院、盲啞學校等，從理念到實踐都符合現代公益慈善觀念。甚至于對于殘廢人，他也不是作為憐憫和救濟的對象，而是教育、培養他們有自立的能力，從而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所以這些觀念和實踐在中國也是有一定傳統的。只是后來中斷了，現在又逐漸恢復起來，加上外來的經驗和影響，又有所發展。例如除了教育和醫療之外，現在“可持續發展”也是帶有根本性的公益領域。只是說，在中國的大環境下，要想做大慈善家常是壯志難酬。
記者：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和企業家參與公益，捐出時間、智慧和金錢，推動公益和社會發展，怎么看這兩個群體的參與？
資中筠：公益慈善實際是把社會的資源導向最需要的領域和人群，發揮最大的效益。這些都需要有人去做，如何做得更好，也需要有人研究，出主意。在這方面，企業家的管理經驗和學者的理論研究可以結合起來，派上用場。不過不能夸大學者的作用。事實上，據我了解，我國這方面的學術研究近年來有所發展，但在學術圈中公益慈善還不是顯學。不過，對于有志為社會做出一些實際貢獻的人來說，相對于其他領域，這一領域還是受污染較少，比較容易實現“做好事”的愿望。
做慈善并不是唯一標準。例如有的學者一方面做慈善公益研究，另一方面卻與潛規則同流合污，趨炎附勢，甚至為虎作倀；有的企業肆無忌憚地污染環境，同時對環保組織做出捐贈，這就不能功過相抵；企業家借助官府力量實現不公平競爭獲得暴利，同時又以慈善捐贈出名，這種情況是存在的。當然，不少投身于公益事業的人是有理想也有智慧和能力的優秀人才。公益事業的發展需要一定的土壤，我剛才說了，中國和美國的土壤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事在人為，這些人的努力，促成公益觀念的普及，也有助于改變社會土壤。我曾在書中提到過，美國在經濟突飛猛進時先富起來的那批人不是以炫富為榮，而是創辦現代公益基金會，推動了一種“捐贈文化”，對引領社會風氣功不可沒。很不幸，中國當代第一批暴發戶（指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引領的是奢侈消費、畸形虛榮的風氣。如果隨著公益事業的普及，逐步扭轉“散財”的方向，從而改變社會風氣，那將是中國人之幸。
公益事業作為一種“事業”，專業性越來越強，不能眼睛只望著捐贈者和少數知名學者，更重要的是和任何機構一樣，需要大批有能力的實際工作人員。我國公眾往往把公益事業看作均貧富的手段，好像就是富人簡單地把錢捐給窮人，這是很大的誤解。公益可以對緩解社會矛盾起一定的輔助作用，但絕對不是均貧富。公眾還有一種誤解是重捐贈數量，而少注意實際工作效益，或者只期望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不理解長期的項目，他們還以為從事公益工作的人都應該是義務的，不領報酬。如果這樣，那只能是業余工作，這在非常時期，例如救災，可行于一時，但在平時是難以為繼的。
政府法規制定者也對此認識不足，所以把公益基金會行政經費的比例壓得很低，而且還對工資水平做不合理的規定，在現實中行不通。捐贈者也有這種心理。例如對一個福利性的幼兒園，人們愿意為兒童教材或娛樂器械做捐贈，卻不愿為提高教師工資出錢。其實，對一座幼兒園來說，專業的幼教教師最重要，也最難得。所以，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做的，公益事業也不例外，扭轉這方面的錯誤認識，對營造一個有利于公益事業發展的輿論環境非常重要。
以我自己為例，我只能坐在書齋讀和寫，沒有實際行動能力，這點有自知之明。我應邀參加到樂平理事會來，不但是被創辦者們的精神所打動，同時也看重它能不斷吸引有理念的優秀的中青年，有持續發展的希望，很符合我心目中一個現代化公益組織應該一的樣子，值得為之付出一些有限的時間和精力。
總之，只能說，這一切都在開始，已有的成績令人鼓舞,但不宜估計過高，更應多關注發展的阻力和曲折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