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3日，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2016年會在上海圓滿閉幕，此次年會無論從議題設置還是服務形式上來說都得到了業內人士的廣泛好評，我們將陸續整理出此次年會的精彩內容，供大家回顧和體會。本篇為您呈現22日主題演講環節——李小云教授的演講《中國公益的新使命與挑戰》。

李小云，小云助貧中心發起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在過去數年間出現這樣一個變化，有兩個維度的指標。對外，這個變化已經產生了全球性的意義，就是我們已經開始向全球擴展，不是擴張。對內，我們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上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兩個維度的變化是把握社會組織發育的重要條件。

90年代中期，我們做NGO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從外部的拓展來看，第一，有我們民族的本體，自立的力量，和人吃飯一樣，有民族本體性的自我利益。第二，在尋求我們民族本體利益的全球化過程中，不僅是從文化角度，更主要的從物質角度講，我們從過去的被現代化、被全球化，到今天擁有歷史和物質的優越性，就需要思考一些問題，怎么能夠真正公平的豐富其他的文化。

從兩個維度來看中國社會的變化

第一個維度是體制問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的行為體現出基本的倫理，這個倫理不在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長期的殖民和全球化里，而是我們自己的倫理，這是一個非常新的問題，也是我講的把握世界的問題。

第二個維度，當下和八九十年代不同，過去是一個具有共識性政治的階段（那會兒講“發展是硬道理”，糾紛很少，大家都知道好好工作，我們都聽黨的話，改革開放，我們有能力的學外語、出國，回來以后報效祖國，外語不好的進機關。）這背后是國家主義和發展主義的結合。今天由于發展主義的長期主導，導致了社會分化，分化以后就出現了不受益群體、少受益群體，甚至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出現“民粹主義”。

中國現代的“民粹主義”把所有東西都攬在自己下面，就產生國家發展主義的脅迫，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發展主義和民粹主義交織的階段》，中國生態進入不穩定狀態，民粹主義是造成中國不穩定因素的重要主因。這十年國內的變化太大了，我個人覺得中國公益面對的是三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公益文化。我們的公益文化既有傳統的慈善思想，但主要借鑒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公益。對于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在發展主義、民粹主義交織的過程中，公益基本的力量應該放在什么地方？如何處理與發展主義、民粹主義的關系？公益作為一個促進社會穩定、促進新社會形態形成的重要手段，不是協助政府就可以，不是反對公司就可以。我個人覺得公益現階段最大的問題就是千萬不能成為民粹主義的公益。公益是具有財政資源、人力資源、智力資源的行業，它有具體的能力，有錢、人、機構，一旦變成民粹主義工具，是非?？膳碌?。

第二，公益不可以作為國家主義的部分，不是說協助政府做事，政府幫你，就是公益。

第三，公益也不能完全淪為發展主義的奴隸。如果說公益淪為發展主義的奴隸，那么公益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因為這三點在社會治理方面存在嚴重的弊端，所以我們需要社會力量。公益是社會力量的代表，我們需要公益來取得平衡，需要公益來把社會的正義體現出來。這非常重要，是公益文化的挑戰。

目前公益文化里有三個弊端挑戰：

首先是民粹傾向，表觀權利，沒有實質性的東西，都是忽悠。

其次，公益代表弱勢群體，這很容易讓公益作為民粹主義。公益要思考如何能協助國家、民族，在全球化過程中，建立起文明的全球化的倫理，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光是你到國外搞一個醫院、學校，而在于你怎么能夠幫你的國家和民族認識到這個問題。公益在這個領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會淪為國家主義的工具。公益不需要和國家主義對抗，是國家需要公益的特殊作用。我現在在支持很多公益組織走出去，就是這個意思。

最后，我一直堅持公益，公益是什么呢？公益不是政策制度的調節，政策制度的調節有很多，比如稅收。公益的核心是什么呢？公益的形態、產品很多，但最核心的部分在于財富的分配，公益對財富分配的意義，不是搶，是制度性的分配，它是一個相對隱形的社會契約。

今天的中國公益，一直沒有擺脫公益財富分配的核心內容，實際上一直在這個地方打轉。公益組織未來如何為我們的民族發育出一個自身的公益價值，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還缺乏這樣的價值，還沒有共識。西方社會的共識來源于清教徒對于財富的觀念，我是上帝財富的守護者，我不是財富的獨占者。這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公益之所以走到今天最核心的東西，我們恰恰沒有這個東西。他們在觀念上徹底拋棄了財富傳給家人的傳統，覺得這是犯罪，這和中國人恰恰相反。

我們是非常自私的民族，自利自私貪得無厭。所以我勸某個人捐錢，（他說，）“你不可以搞道德綁架”。我認為，不要用“道德綁架”來做不想捐錢的借口。公益里本身就有好多這樣的名詞概念，在把我們的公益變成一個落后的公益。（這些名詞）在做什么？在做文化的借口。

大家不要生氣，我批判我自己和每個人。我們的公益文化需要建立這樣的東西。我經常講，農村里哪有志愿者？敬老院里哪有志愿者？志愿者都在大上海、北京穿著衣服跳跳舞、掃掃垃圾。這個本身沒有錯，但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益。我們階層分化很嚴重，特別是我們下面的階層，我講公益的事情，老百姓很多都不懂。

公益不可推卸的責任：建立幫助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道德價值

我們要建立起能夠幫助我們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道德價值，這是公益不可推卸的責任，要使我們民族在這劇烈變化的時代能夠穩穩當當的，不再去相互傷害，讓我們帶著信心和愛對待我們的同事和所有的孩子，這是我們的公益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問題我們做得不好，不是我們沒做過，而是我們做得不夠、不好。在座所有公益界的同志，我們一起來好好地審視我們自己，審視我們的思想、行為，這是最好的答案。我不會去批評政府、有錢人，我首先批評我自己，這是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公益機構是不是有能力面對公益異化的壓力？這就涉及到我們的基金會，各種基金會的設置。公益機構本身的異化風險越來越大，本來公益機構的作用是在捐贈人和受益人之間建立起一個非常好的道德緩沖。因為面對面捐錢會產生優越感，讓受助人產生屈辱感。社會需要公益機構去做這樣的緩沖，得到捐助的時候看不到誰捐的這個錢。我們需要這樣現代化的公益機構來平衡社會各個方面的沖突。但今天大量的公益機構恰恰在這個最核心的問題上產生異化，這是非常嚴重的。

第三個挑戰，公益的法律問責。我在想，為什么搞個慈善法呢？難道說規范一個人的捐助行為需要一個法律嗎？不要，不需要大的法律規范人的捐助行為。做公司的，做NGO的，都在一個法律之下，并不需要一個專門法。但是我們最基本的問責體系，是不是考慮了我剛才講的兩個維度下的公益組織？我覺得完全不是，因為它不是按照這個維度考慮的，這個問責的思路是單向性問責，它是控制你，單向性，不是說它要雙向問責，說我們做的事情大家都有好處。從今天和未來看，公益有兩個大的前提：國內國外的前提，面對三個方面的挑戰，在這樣一個挑戰的情況下，我覺得我們公益組織要有法律問責一個過程。